家兄弟便是如此,刘宗贤将哥哥送回安仁以后,又回了成都报了锦江书院的“西学补习班”,在几个湖南夫子的教导下学起了西方的政治、历史、法律还有大明的各项律法制度。
这些湖南夫子也都是过了30岁没有机会参加科举的,不过却都在湘湖派所开办的岳麓山书院、石鼓书院、长沙城南书院里面稍微沾过几滴洋墨水,所以被四川的儒家书院雇来当新学教习了。所谓的新学,除了大明的律法、制度比较实在,其他的东西不过是些西方常识。教材是正在应天济世大学国际政治系读书的潘祖荫和朱济世的秘书官翁同龢两人合编的,并不枯燥,特别是关于西方历史、军事的内容写得非常精彩,都可以当小说来读了,比起四书五经要有意思多了。
到了1852年春节之前,锦江书院才放了假,刘宗贤又花了三天时间步行回家,见到了已经变身成了“周扒皮”的哥哥刘宗英。才一进刘家大院,就听见哭喊声和怒骂声传了出来。
“二老爷,二老爷,求求你了……我们一家五口的活路就是那几亩田,你可不能都收了去,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啊……”
“杨老白!你磕头也没用,赶紧的给我走人,大年三十一过就走,一天也不许多呆了,你们一家子租我刘二的田都十年了,有付清租子的时候吗?我借你的印子钱能有还清的日子吗?”
“二老爷,你可不能这样不讲理啊,这十年我杨老白没日没夜的在田里做活,得的粮食七成都交了租子还了印子钱,你难道真要逼我卖儿卖女不成……”
“卖儿卖女?能那傻儿子丑闺女能卖出去?别做梦了!赶紧滚蛋,你欠老子的印子钱老子也不要了,走吧,快走吧!对了,再给你指条活路,去县里面报名参加东北集体农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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